7月16日晚,美国哈佛大学Byron and Anita Wien英语与比较文学讲席教授、《诺顿世界文学选集》总主编马丁·普克纳(Martin Puchner)教授在线上为广大师生带来了题为“Literature for a Changing Planet”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是皇冠新体育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高端系列讲座第二季的第四讲,由皇冠新体育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陆建德教授主持。普克纳教授以生动的语言、宏大的视角讲述了历经几千年的文学发展史,揭示了世界文学概念背后的生态思维,并启发我们聚焦文学作品所展现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从中获得处理当今环境问题的灵感。
讲座伊始,普克纳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其著作《文字的力量》(The Written World)的主要内容:这是一部讲述文字如何改变世界的文学发展史。普克纳教授首先讨论了文学的起源,指出文学诞生在讲故事和文字书写技术的交汇处。人类很早就通过口述的故事来解释世界,将自己置于更宏大的情境中,但只有当口述故事与书写技术相结合时,才产生了文学。因此,全书聚焦于口述故事的传统和诸如纸、书和印刷等创造性技术的演变,探讨了二者如何产生交集,进而使文学不断发展,乃至影响和改变世界的。
按照这一思路,普克纳教授为我们梳理了文学发展的四个阶段。口述故事与书写技术的第一次交汇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Uruk,古城名,今伊拉克境内)。约五千年前,楔形文字被发明出来,主要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目的。记账员用文字来记录销售情况,统治者利用文字更高效地传递指令到各地,进而控制和扩张领土。文字被发明数百年后,故事也成为了书写的内容,第一个书面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Epic of Gilgamesh)应运而生,它歌颂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的丰功伟绩。普克纳教授提醒我们,与吟唱的荷马史诗不同,《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与文字紧密相连的,文本中提到吉尔伽美什能够识文断字,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经历在泥板上书写下来,这是其文化最重大的成就。
普克纳教授继续讲道,在公元前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出现了新的文学形式——神圣经典(sacred texts),这是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公元前587年,巴比伦的统治者尼布甲尼撒二世摧毁耶路撒冷,驱逐了当地的犹太人。这些流亡的犹太人渴望回到家园,其中一些人成为职业的抄写员(文士),通过抄写文本来保存自己文化中关于创世、洪水、出埃及以及找到家园等一系列故事,这就是《希伯来圣经》的前身。当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后,文士以斯拉(Ezra the scribe)登上新建的木台,将写着犹太人故事的书卷展示给众人,人们立刻俯首敬拜这神圣的文本。普克纳教授指出,这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时刻,文本第一次被赋予神圣的含义。圣典不必依赖统治者的推崇,本身就被人们崇拜,从此成为宗教的基石。
普克纳教授接着为大家展示了一张带有佛陀和众信徒形象的《金刚经》图片,并由此引入文学的第三阶段——大师文学(masters’ literature)或学生文学(students’ literature)。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曾在各地传道讲学,有趣的是,他们并不亲自著书,而是选择通过口述来传授教义。学生们记录下老师的言行,希望教义能通过文字传播到各地,世代流传。其中,《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本,这得益于发生在中国的两项至关重要的创新:纸和印刷术。纸和印刷的使用大大降低文学的成本,带来了大众文学的第四阶段。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造纸的技术,开启了阿拉伯文学的黄金时期,纸不仅被用于抄写他们的圣典《古兰经》,还造就了以《一千零一夜》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繁荣。后来,德国的古登堡改进了印刷术,使大批量生产高质量书本成为可能。
在总结以上论点之后,普克纳教授解释道,《文字的力量》一书纵览四千余年间世界上尤为重要的十几部文学作品,其背后是“世界文学”的理念作为支撑。“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概念由歌德首次提出。1827年1月31日,歌德在魏玛对助手爱克曼说:“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加速它的到来。”歌德在阅读中国的小说后发此感慨,其世界文学概念意味着一种不局限于欧洲的、普世意义的文学。歌德还热衷于地质学研究,考察过希腊罗马史诗等作品中提及的自然景观,这使得他对世界文学的理解具备生态学的思维(ecological thinking)。普克纳教授还提到,歌德的好友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正是一位自然地理学家,他对气候带的研究将世界各地置于同一个生态学系统之下,具有一种全球化的眼光。
普克纳教授评论道,歌德和洪堡的研究启发我们思考世界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几千年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学如何表达人类关于自然的观念?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又如何从文学中获取灵感,以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普克纳教授认为,人类很早就通过文学来想象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吉尔伽美什》这部史诗中,城市的概念十分重要。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国王建造的乌鲁克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之一,因此史诗向我们展现了最初城镇聚居的情况。人们在两河流域的肥沃平原上建造运河和灌溉系统,集约化的农耕作业为维持城市空间提供了条件。史诗开篇赞颂乌鲁克的土质城墙辉煌壮丽,反映出人类对环境的成功控制。
史诗接下来进入主要情节。吉尔伽美什起初暴虐成性,众神为掌控他,创造了一个叫恩奇都(Enkidu)的野人与之抗衡。恩奇都生活在荒野,与动物为伴。一个神妓受吉尔伽美什之命前去诱惑恩奇都,计谋成功后,动物伙伴们都不再接纳他。恩奇都于是不得不进入乌鲁克城,开始学习礼仪,跟人交往,并与吉尔伽美什成为好友。普克纳教授评论道,城市意味着人的身份,在进入城市区域之后,恩奇都完成了从野兽到人的转变,这体现了人性与城市文明的紧密联系。
普克纳教授接着讲述了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杀掉看守森林的怪兽洪巴巴(Humbaba)、砍伐树木后胜利返城的故事。普克纳教授指出这一情节的现实背景值得注意:早在城市兴起之时,美索不达米亚的森林就被砍伐一空。由于建造宫殿、寺庙等大型建筑物都需要上乘的木材,建城者们要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开采,因此吉尔伽美什远赴山林(今黎巴嫩)的探险正是人类剥夺自然资源的写照。这让我们意识到,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文学作品就已经清楚地刻画了城市化进程和人类开采自然资源的行为,表现了人通过技术来控制环境的诸多手段和关于环境的观念。此外,《吉尔伽美什史诗》关于大洪水的章节也是人类对自然灾难的早期想象,这些都表明了文学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普克纳教授进一步指出,像《吉尔伽美什史诗》一样,经典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化、自然开采等问题有所反映,值得我们关注。此外,文学还能通过故事叙述的不同模式、各式人物的塑造来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作为文学研究者,我们应深入挖掘文学的价值,为解决环境问题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最后,主持人陆建德教授探讨了中国文学作品反映的环境问题,并就印刷术的传播、世界文化交流等问题与普克纳教授展开了精彩对谈,令在场听众受益匪浅。现场学术气氛浓厚,讲座取得了圆满成功。
文:马一宁
图:刘雪岚、曾丽萍